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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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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携程旅行网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和旅游行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2007~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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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十三五规划(中):不应依据臆想的人口目标  

2015-10-22 09:44:00|  分类: 财经,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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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政、梁建章

 

相较于使用错误的人口预测并掩盖未来人口雪崩的真相,国家发改委报告继续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更是违背常情常理,反映了思维方式的粗糙和推断的草率。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中国现行的生育限制政策都是最极端的。即便是期待中的全面二孩政策,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历史上曾实行的任何节育政策都更严厉。那么报告是如何论证为何要继续现行政策的呢?

一、臆想出来的总量控制目标

报告把人口长期的均衡发展作为战略目标,强调要将生育率保持在低生育陷阱水平以上、低生育水平以内的所谓“合理”区间,却没有明确定义这个区间,更没有解释为何这个目标就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就算这个目标是合理的,那为何就应该继续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呢?

对此,报告在第35-36页称,“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要长期坚持。…, 稳定适度地生育水平,保证人口总量控制在既定规划目标之内。”这种说辞看似有理,实则是言之无物的万能借口。只要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说辞就永远可以作为限制生育的理由。按照这套逻辑,在中国变成一个人口小国之前,生育限制就不能停止。

报告在第68页辩护道:“现行政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的”。这似乎在说,任何一个政策,不管它的缘由多么荒唐,代价多么沉重,只要实行后就有理由继续下去。

现行生育政策加剧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并造成家庭失独、性别失调、民怨积累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除非有强烈的理由,否则就应该立即停止这个政策。

按照目前人口学界的普遍估算,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最初几年会因堆积反弹每年多出生数百万人,但出生人口峰值要远低于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生育高峰。根据各种调查,目前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只有百分之几,全面放开生育比起全面二孩政策多出的出生人口将微乎其微。而且,在堆积反弹的几年之后,由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急剧萎缩,年出生人口将迅速下降到远低于目前的水平。

如上篇文章所述,到2050年前后,中国人口每年减少约1500万;如此幅度的衰减会持续至少几十年。面对这种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坍塌,现在依然采取世界上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来阻止几年内每年几百万人口的出生到底有何意义?每晚一年放开生育,都会有无数女性因失去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机会而留下终生遗憾,并最终制造数以万计的失独家庭。有何理由认为,这些遗憾和悲剧的代价要小于继续限制生育的好处?

从历史来看,计划生育的直接目标是总量控制。比如,国务院在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5亿内。如上篇文章所述,中国人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14.5亿,更不用说15亿了。既然完全放开生育都远低于之前的控制目标,那为何还要继续限制生育?

况且,那个被奉为天限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允许突破的、其实根本也不会突破的15亿的目标本身就是臆想的产物。这个极限目标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使用了什么指标来定义容量?背后是什么假设?这些假设的合理性如何?这些假设条件是否随时间改变?它的推断过程是什么?根据什么理论?这些理论是否经过验证?实现这个控制目标有多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是否超过目标的本身意义?

就我们的了解,没有任何一个报告回答得了这些问题。在可预见的时间里,生产和生活方式或技术条件的改变对所谓容量的影响可达到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人口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则要低一个数量级。牺牲无数家庭的幸福来控制人口,追求对容量起到低一个数量级的所谓缓解作用是以珠弹雀,本末倒置。

比如,从1980至2012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400%多,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确认,计划生育只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耗增长400%,那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如果用同等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何止15%?

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增长的历史。早在人口只有10亿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同样,虽然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要远慢于世界人口,但比起1950年代已翻了一倍,社会却变得更加富有。如果说人口一直无限增长,也许还值得担心;但时至今日,人口峰值在望,却担心达到峰值前再增长百分之几天就会塌下来,这显然有悖于合理的推断。

这种臆想中的人口极限概念不仅被用作人口控制目标,也被用来渲染针对现实的“人口恐吓”气氛。

比如,国家发改委报告在第65页称,“我国人口总规模超过13亿以后,种种迹象表明,土地、谁(原文如此,应是‘水’的笔误)、资源能源等的供应已经进入接近极限的‘临界区间’”。这种含糊其辞的表述不过是早已经破产的马尔萨斯理论的翻版。我们在《自然资源压力不是限制生育理由》一文对此有详细的批驳。其实,把上面的13亿换成8亿、10亿、15亿,这套说辞依然可用。

简言之,所谓的人口总量控制就像在一颗大树顶部盖上一块不得逾越的水泥板,这一定会阻碍树木的自然生长,导致树干和树根的极度扭曲。中国人口结构的严重恶化就是直接后果之一。

二、似是而非的适度人口论

中国的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4.5亿,更大大低于之前15亿这个人为设定的目标。可以确定,中国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开始萎缩,速度逐步加快,最终持续性锐减,速度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

既然设定人口上限的理由站不住脚,继续限制生育唯一剩下的逻辑就是要把中国人口规模大幅减至某些人心目中的所谓“适度人口”水平。其实,“人口总量规模适度”正是国家发改委报告所定义的人口均衡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

追根溯源,“适度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的Optimum Population,原意是“最优人口”,当年被翻译成“适度人口”有误导之嫌,因为“适度”暗示着超过了就不合适,需要减少。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早已摈弃这一概念。使用国际学术期刊在线系统以“Optimum Population”为关键字从1932至1980年可检索到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声音,而1981年之后仅有一两个作者还在使用这个概念。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用“适度人口”自1981年检索到151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边倒地论证中国全国或各地区的适度人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健和田雪原等人的文章。

宋健、孙以萍1981年在论证中选择的标准是,中国在1980年在营养构成中与日、法、美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比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人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中国在2050年最多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到2050年的容量就增加300%,换言之,略改一下增长率,7.38亿的极限人口成了30亿。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田雪原、陈玉光在同一年的文章中则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到2080年,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到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最多只能有0.6亿,用类似的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应为1.2亿。再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到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亿至7亿。然而,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劳动人口有任何意义吗?而且,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到2080年的适度人口就要高出170%,从7亿变成19亿。实际上,中国自198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就远远超过文中设定的增长最高极限。

宋健是优秀的导弹专家,田雪原是资深的人口学家,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如此荒谬并非因为钻研不够,而是因为这种论证完全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远大于由这些结论所催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规模所能影响的幅度。这也是为何针对地球承载人口的答案从几亿到一万亿不等。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无法验证,在现实中毫无意义。

既然宋健和田雪原的论证荒诞不经,但为何会不约而同地给出中国适度人口是七八亿的结论,而且这个说法又如此容易被人接受呢?在很多人心目中,美国是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美国的3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七八亿似乎是心理上容易接受的水平。

这是一种因缺乏民族自信所导致东施效颦的心理。如果美国有10亿人,中国也许根本就不会有限制生育的念头。当然,也许有人会争辩说,美国如果有10亿人,就不会这么富强。其实,过去两百年来,美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如果说人口从几百万增长到几千万,到1亿,再到3亿,美国是越来越发达和富裕,有何理由相信从3亿到10亿就会突然变差?难道10亿就是一个诅咒,一旦超过,所有的上升因素都会逆转,还是这个天限本来就是一种心理幻觉?

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会臆想如果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然而,这根本是一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即在假设外部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

实际上,对财富来说,人既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无论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口衰减过程中,除了分母下降,分子的下降却更多更持久,最后可能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是鲜活的例子。德国生育率也低,但经济状况好于日本,部分原因是德国与欧盟的经济是一体的,而且对移民相对开放。

简言之,适度人口目标,说白了就是东施效颦的心理和刻舟求剑的幻觉,至于当年的论证明显是先确定了目标后再去倒推假设条件,以此来给这些心理幻觉披上科学的外衣。而到今天,宋健和田雪原当年的假设早被事实推翻,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比之前远为富强,依然用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适度人口”来作为限制生育的理由,比宋健和田雪原当年的论证更加荒谬。

人口趋势具有极大的惯性,当前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几十年乃至百年后的人口形势。而且,决定生育状态的生育观念和养育机制等这些外部因素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惯性。在人口变化的这种内、外双重惯性下,生育限制政策对人口状态的影响是不可能操纵自如的。当人口规模被强力降至十亿后,萎缩过程绝不会戛然而止,而是会在上述双重惯性下,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如果生育限制的人口目标是七八亿,很可能在降到三四亿之前都无法稳定下来。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最优人口数量呢?可以说,所谓最优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的某个指标随意下调1%就可以影响千万家庭的幸福,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并导致千百万家庭最终承受失去唯一孩子而遭受家庭毁灭的人伦惨剧。

 

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相应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在这个环境下,无数千差万别的家庭,通过自主、动态、实时的互动展现出人类自然繁衍的集体智慧,而计划生育政策则认为一个信息滞后甚至不清的部门,凭着臆想出来的目标就可以为无数鲜活的生命做出比家庭自己的决定更有利于家庭的决定。

三、误导性的表述

除了不当结论外,国家发改委的报告充斥着误导性的表述,甚至常识性错误,这不仅出现在生育政策方面,也出现在人口迁徙、户籍、城镇化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鉴于本文的范围,下面仅列举与生育政策直接相关的几例。

1)报告第32页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发展进步的直接成就,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

老龄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平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全球处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平,但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其根本原因是生育率降得太快、太低。

预期寿命的增长是成就,但社会老龄化则是代价。将这种代价称之为成就是颠倒是非,有为生育限制加剧老龄化推卸责任之嫌。再者,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虽然寿命的延长也会带来社会的老龄化,但绝不会导致中国未来那么严峻的深度老龄化。笼统地谈论老龄化,而不区分这两个不同因素的作用是在混淆概念,误导读者。针对老龄化与生育率的关系,我们在《鼓励生育比延迟退休更迫切》一文中有详尽分析。

2)报告第33页称:“从‘十四五’期初开始,劳动年龄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减少, 10年间年均减少870万人。对于经历了长期劳动力供给压力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变化”。

虽然语焉不详,但这段文字看起来是把劳动年龄下降当成一个有利于缓解就业的好事。但劳动年龄人口不仅是潜在劳动力,也是消费需求的主体。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既降低劳动力供给,也减少工作机会。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伴随着工作人口的老化,降低那些能够适应技术变化的工作人口的比例,从而更可能恶化就业形势。对此,我们《降低人口规模是否有利于充分就业》一文有详尽分析。

3)报告在第65页称,“我国人口规模庞大,耕地、水、能源矿产人均占有量相对匮乏,资源环境压力长期存在”。

世界人均资源会被少数国家拉高,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远少于世界平均,所以使用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资源多寡的标准是严重误导。比如,在国土、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资源上,德国、英国、意大的人均占有量都远少于世界人均。甚至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人均。而上述每一项资源上,与其他国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均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一半,而且人均资源更高的国家并不比更低的国家富裕。

报告提到,中国人均水资源仅有实际28%,但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排在第118位,与英国、德国相当,人均水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43.4%。大部分国家也与中国一样,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靠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更重要的是,如图1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占经济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不到5%,而人的价值越来越大。我们在《自然资源压力不是限制生育理由》一文中对自然资源压力与人口的关系有详尽分析。

图1世界农业和自然资源增加值占GDP的比例(194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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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矿业 = 非石油矿业+石油开采业。估算来自对Madison(2009)和世界银行数据的整合。因为缺乏数据,1960年前的开采业设为0。

4)报告在第66页称,“2012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35公斤,由于人口增加,到2020年将下降到390公斤,显著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公斤粮食‘过关线’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测算的人均600公斤的小康社会标准。”

这是一种把人口当简单分母的粗糙思维、违背基本事实、甚至信口开河的“人口恐吓”,比当年马尔萨斯的错误预言更加荒谬。中国人口在2012年为13.54亿,就算报告严重高估的在2031年达到14.5亿人口在2020年就达到了,那么人均粮食占有量从435降至390公斤将意味着2020年中国粮食总量将比2012年下降4%(1-390*14.5/(435*13.54))。至少,马尔萨斯还是假设粮食产量会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而报告却在假设中国粮食产量不增还减。

我们也不知道这份2015年才递交的报告为何要使用2012年,而不是2014年的数据。自2012到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从58957万吨增长到60709.9万吨,增长幅度为3%;尽管人口也在增加,人均粮食产量则从435公斤增加到444公斤。

实际上,自1950年到2014年的64年世界里,除了1958至1961、1972、1988、1991、2001、2003等8个年份外,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在上升,从1950年的人均239公斤增至2014年的444公斤,其间中国人口则从5.52亿增长到13.68亿。特别是,过去11年来,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甚至人均粮食产量都一直在上升。在粮食产量的这种长期增长趋势下,为何报告却假设在中国人口接近峰值的时候,粮食产量就会突然掉头向下?这到底是严谨科学的论证和推断,还是报告为了进行“人口恐吓”而凭空制造出来的呢?

如果把报告的逻辑用到人均粮食产量仅有239公斤的1950年,就算粮食产量不像报告预料的那样下降,那到2014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将只有96公斤(239*5.52/13.68),但实际是444公斤。

实际上,中国粮食产量还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即便按照报告严重高估的14.5亿的峰值,中国人口至峰值的增长也不到6%,而《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甚至8亿吨以上,比起2014年的6.07亿吨分别高出超过15%和31%。如图2所示,由于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粮食单产的不断增长是全球各国的普遍现象。迄今为止,中国粮食单产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

图2不同国家耕地亩产量(19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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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自世界粮食和农业组织(2015)

 

此外,我们无法查到报告所提的国际公认的500公斤粮食“过关线”的出处,也不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测算的人均600公斤的小康社会标准有何根据。相反,国内一些官方来源提及,世界粮农组织认为人均400公斤粮食即可满足营养均衡。

事实上,根据世界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数据,近年来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粮食自给率、存储率都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各类营养摄入量也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日本、韩国不相上下。虽然中国确实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但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在推高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而不是因为耕地不够,更不是因为人口太多。我们的《粮食安全与人口控制》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

 

推荐两本书: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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