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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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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携程旅行网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和旅游行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2007~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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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逆转机不可失  

2015-07-17 10:32:00|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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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第十二章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

 

(一)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经验和教训

      欧美和俄罗斯虽然在1970年以前也拥有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从未限制生育。美国和英国没有明示的人口政策,但其实际措施却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欧盟大部分国家在近年更是通过高额经济扶助、确保母亲工作权益、提供育儿便利等方式来鼓励生育。相比之下,东亚各地外加伊朗都经历了政策的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了节育或抑制生育的政策,之后在生育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都在鼓励生育。

      尽管有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过生育抑制政策,但这些政策并非中国意义的生育限制。比如,巴西曾鼓励民众少生并推行避孕和生育健康服务;而菲律宾只是通过法案,希望确保公众能获得各种生育健康服务,即使如此也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带有强制性措施的主要有越南和1975-1977年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但越南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对于违反政策的处罚也没有中国严厉,而印度的生育政策在经历1975-1977年的紧急状态之后基本是完全自愿的。

      东亚和伊朗曾经实施过的生育抑制政策,但采用的都是非常柔性的措施,主要是政府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政府的预期目标一般是每家两个,对违反政策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比如,新加坡在1970-1988年阶段,对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取消产假、育儿津贴、延长组屋申请年限等。不过,即便只是实施了这些柔性的生育抑制,这些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也普遍快于没有实施这类政策的国家。

      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3年,从1980年的一胎化迄今也持续了34年。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过的生育抑制政策,不仅力度要轻得多,时间也短不少。日本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孩子抚养补贴以抑制生育,到1974年发布《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的白皮书开始稳定人口规模,抑制政策持续25年;20年后的1994年通过“天使计划”开始鼓励生育。韩国1962年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来抑制生育,到1996年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抑制政策持续34年;9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台湾从1964年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到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抑制政策持续26年;15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

      新加坡自1970年宣传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通过合法堕胎,自愿节育和一系列奖罚措施来抑制生育,到1988年开始鼓励生育,抑制政策持续18年。伊朗从1989年开始鼓励每家只生两个孩子,到2012年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转而斥巨资鼓励生育,抑制政策持续13年。特别是,新加坡和伊朗都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的同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奖励金额一般足以让新生儿父母维持足够体面的生活。产假和育儿假期通常长达一年半。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有些国家和地区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此外,各国和地区也特别注重确保义务教育,减轻家庭给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焦虑。

       这些鼓励措施似乎在慢慢发挥作用,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甚至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实施的生育抑制政策更严厉,而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又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停止生育抑制时更严重。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说,中国鼓励生育,将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大的困难。

(二) 人口政策逆转机不可失

      中国处于低生育水平已无悬念。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却不及时鼓励生育,生育率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规模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其后果将是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萎缩,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

      人口危机像温水煮青蛙,会慢到在一两年这样的时间跨度里,根本感受不到变化。而且因为经济的自然适应力,特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韧性,在人口危机逐渐显现的过程中,社会将不断调整,灾难只会缓慢呈现。大学倒闭、婚配危机、养老体系困境等都会渐进发生,而不像经济危机那样突然爆发。但如果用10年、20年、30年这个尺度来看,变化将是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等到中国真正体会到切肤之痛时,一切都太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打下的根基在短短几代人内损失殆尽。极端政策埋下的祸根在未来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可能都缓不过来。等到最终缓过气来,中国早已日薄西山,回天无力。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恰恰是人口规模在中国步入发展轨道后释放出来的巨大上升能量,特别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接下来尽管低生育的各种恶果会不断显现,但由于技术、机制、城市化还有上升空间,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会相对快速进步,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国力将在2050年前后达到顶峰。但在更持久、更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人口的内爆性衰减将主导着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命运,其长远恶果将超乎绝大部分人的想象。如果生育状况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无法改观,在顶峰之后,中国的国力将随人口深度老化和锐减而陨落,留下实力真空。届时,那些在中国扩张期被抑制的力量会反扑,在经济、社会、政治、安全各个领域置中国于险峻的环境之中。

      尽管低生育率恶果的呈现是一个缓慢过程,但逆转人口颓势则是机不可失。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历了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台阶式下跌,现在即将进入第三次下跌台阶。如果人口政策再不逆转,在未来一二十年,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年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1600万左右坠至1000万以下,中国将再次元气大伤。

      如果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释放70后女性堆积的生育意愿,由此带来的短暂生育高峰,会对中国人口的长期萎缩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全面放开之后,生育率只在头一两年会因为生育堆积释放达到或接近更替水平,但出生人口峰值将远低于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要适当投入就可以应对峰值压力,长远的回报将远大于有限的投入。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都把婴儿潮当成社会福祉,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中国更应如此。一个把孩子当成洪水猛兽的民族没有未来。

      长期以来,人口学界倾向于高估生育水平,在政策建议上相对保守,但在2014年12月举行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来自30多个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人口学家的共识是,放开生育宜早不宜迟。不少学者也认同,生育率反弹正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严重老龄化和急剧萎缩的一剂良药。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没有反弹,或者反弹太小。

       可以预料,紧随堆积反弹的将是出生人数的再次快速萎缩。如果及时采取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成功地在一二十年内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未来还可勉强将年出生人口维持在1000万以上;在80岁的预期寿命下,这意味着中国还能维持八九亿的人口规模,占世界人口大约为7%-10%。届时,虽然中国的相对地位,与人口占世界20%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还能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不会被彻底边缘化。

       如果错过这几年的机会,数量众多的70后甚至80后女性的生育力将大幅下降,届时仅依靠人数本来就在快速萎缩,而且生育意愿更低的90后,中国出生人口只会不断走低。即便今后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最终能够维持在世界5%就算万幸了,更大可能是下坠到2%至3%以下。从人口结构来看,20-30年后中国将陷入空前的深度老龄化。

       目前,大量年轻夫妻还未面临赡养父母的情感和现实压力。如果此时能释放70后和80后有限的堆积生育意愿,他们现在生育的孩子在20年后正好成人。如果在拖延几年乃至十几年,等到70后和80后的父母年迈,赡养压力大增的育龄家庭即使有心,也无力生育更多孩子。此外,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因此低生育的灾难决不能等到危机深化后才开始应对。中国早已错过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但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数已低于与人口总量相对应的水平,应该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过去被限制的、现在还有能力的家庭按自己的意愿生育,最大限度地避免他们人生的遗憾和未来可能的家庭悲剧。根据合理的估算,出生人数在经历几年的反弹后又会快速衰减,引发新一轮的萎缩。因此,应该密切监测生育状态,及时实施鼓励措施,防止出生人数再次崩塌式下滑。

(三)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

      中国文化推崇中庸,在人口政策上,有些人会觉得一胎化太极端,同时又认为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是另一个方向的极端,而放开二孩才是比较稳妥的选择。但实际上,这种折中的结果无论是从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来看,都还是最极端的生育限制。从应对空前的人口危机来看,仅放开二孩,而不是全面放开生育将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在如此低生育率下,仅放开二孩会传达错误的信息,让人们觉得生育率依然太高,需要控制。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在出生人口再度崩塌前及时鼓励生育。目前社会对放松生育限制的要求很强烈,但在放开二孩之后,由于真正愿意生育三孩或更多的家庭很少,再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动力将大幅减弱,遑论过度到鼓励生育阶段。这样很容易再耽搁几年,中国实在等不起了。

      其次,仅放开二孩不能完全消除出生男女比例的失衡。只要对孩子数量限制依然存在,在胎儿性别识别技术成为可能时,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会导致出生男女比例失衡。比如,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如果第二个胎儿被识别为女儿,重男轻女的父母可能选择让胎儿流产,导致第二个孩中男孩比例偏高。如果没有数量限制,重男轻女也不会导致性别失衡。

      再次,作为一种限制性政策,仅放开二孩会让原有的生育限制体制完整地保留下来,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可以继续存在、社会抚养费会继续征收,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和强制上环这些行为还会继续发生。此外,仅放开二孩的政策,对那些希望生育三孩甚至更多孩子的高龄女性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她们生育更多的孩子既能增加家庭的幸福感,也可以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人口萎缩的幅度。

      相比之下,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将生育率最终恢复到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必须要做的,拖延下去只会更加被动。需要强调的是,鼓励生育是创造条件,让普通家庭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前提是让家庭拥有自主的生育选择权,完全决定自己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间隔,而绝不应是对家庭自主权利进行任何干预。较之限制生育,鼓励生育能够采取的有效措施极其有限,这也是为何那些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的国家,即便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比这些国家更低,生育观念被破坏得更严重。提升生育水平将是逆水行舟,难上加难。  

      宏观上,中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应尽量在人口规模上保持优势,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最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微观上,应该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具体措施应该是,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唯有如此,中国梦才有依托,中华复兴才有基础。

 

推荐两本书: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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