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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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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携程旅行网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和旅游行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2007~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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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看逆转人口政策的紧迫性  

2015-07-13 14:31:00|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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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黄文政

 

2015年7月10日,世界人口日的前一天,国家卫计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3月至6月多数省份集中实施,9月政策全面落地。而“单独二孩”的申请数目,在2014年6、7月是每月15万对左右,目前则是每月8万-9万对。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就“单独二孩”政策是否“遇冷”的问题,国家卫计委回应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到现在符合预期,并称“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任的判断”。

 

卫计委所谓“符合预期”的判断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来看看国家卫计委原先的预期是什么:2013年12月6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国来看,符合‘“单独二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大概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2014年4月17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表示,“单独二孩”实施后全国每年将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也就是说,在政策实施之前,卫计委言之凿凿所说的是,“单独二孩”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那么实施情况如何呢?

除了海南省在2014年6月1日,西藏在2014年9月17日启动以外,其他省市区都在2014年5月底之前就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由于大部分省市的启动时间在2014年3月底以前,2014年3月底可以作为全国启动“单独二孩”的平均基准时间。根据卫计委的数据,到2015年5月底,全国“单独二孩”申请数量为145万对,目前每个月为8到9万对。假设4、5两个月每月8.5万对,那么到2015年3月底,也就是全国启动政策平均满一年的时候,全国申请数量为128万。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山东省的数据与其他省份的数据完全不可比。根据山东省卫计委公布的数据(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709/c136657-27281054.html),山东省是2014年5月底才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晚于全国绝大部分省份,但截至2015年5月底,山东省共受理“单独二孩”生育申请数量竟然达到37.5万份,占全国申请数量的26%。山东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才7.2%,即使假设山东省申请量远高于这个比例而达到10%,其实际申请数量也只应该有11.9((145-37.5)*1/9)万,而不是37.5万。与此对应,全国截止5月底的145万的申请数量中,至少有25.6(37.5-11.9)万是山东省的水分,占比17.7%。

如果从全国政策满一年的128万申请量中扣除山东省的明显的水分,全国申请数量应该仅有105.4万。如果扣除申请没有获得批准的,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被批准却没有如愿生育的,以及没有“单独二孩”政策本来也是要生育的,新增出生人数会远低于105.4万。具体如下:

 

1)申请而没有被批准的。根据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截止2015年5月底已提交申请的145万份之中,已批准了139万份,估计还有一部分将来会被批准。按保守原则,假设所有“单独二孩”申请都会被批准。

 

2)符合“双独二孩”或农村“一孩半”政策而按“单独二孩”申请的,这种情况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单独二孩”政策更容易申请。按保守估计,扣除5%。

 

3)申请批准后因各种原因没有出生的。根据上海卫计委的数据,5年时间里申请二孩的双独夫妻有一半没有完成生育。按保守原则,我们假设“单独二孩”申请者中,被批准再生育的家庭最终25%没有完成生育。

4)即使没有“单独二孩”政策也要出生的所谓“超生”二孩。按《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1-14/100774090.html)一文的估计,每出生10个孩子,有一个是本来“超生”的。因此,扣除10%。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每一步对扣除比例的估计都是保守的。即使如此,按全国政策启动满一年来计算,新增出生人口也只有67.6(即105.4*0.95*0.75*0.9)万,与我们在《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1-14/100774090.html)一文的估算一致,但仅有卫计委之前估算的三分之一。如果这种实施结果这也可以被称为“符合预期”,那还有什么叫“不符合预期”?如果这种判断可以被称为“国家卫计委负责任的判断”,那么何种判断才能被称为不负责任?

2015年1月12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http://xh.xhby.net/mp2/html/2015-01/13/content_1186526.htm),预计2015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人数将比2014年的数字有所增加。而我们在2015年1月14日发表的《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1-14/100774090.html)一文就指出,“这种把2015年的申请数与实施不足一年的2014年进行比较,本身就是误导,似乎是想用这种不合适的比较来造成出生人数第二年会反弹的印象。实际上,就算2015年的申请数高过实施不足一年的2014年,那也无法用来说明申请人数在反弹。况且,从申请量随时间下降的趋势来看,即使2014年政策实施的时间不满一年,2015年申请量也难以超过2014年。”目前每月申请数量则是8、9万,以每月8.5万计算,全年仅有102万,依然没有超过卫计委自己公布的政策实施未满一年的2014年全年的申请数量的106.9万的数字。况且,“每月8-9万”还没有扣除山东省数据的水分。

 

2015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回应“全面二胎何时放开”这个问题时表示,正在按中央的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这是近半年来,卫计委官员第6次回应“全面二胎”问题。此前表态多为“全面二胎没有时间表”,而这一最新的回应虽然有所进步,但仍然远远不够。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已有20多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2013年的生育率仅为1.18、1.04、1.26、1.24,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即使生育率被低估10%,那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每一代人也将减少36%。

 

在“单独二孩”政策宣布的当天(2013年11月15日),我们就撰文《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现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多的效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人口政策应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鼓励生育。

世界上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在鼓励生育,甚至很多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的国家也在鼓励生育。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但仍然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部门每次都是曲解人口数据(例如,“单独二孩”实施效果明明是低于预期,卫计委却说是符合预期),把只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和数学常识就能看清的问题,偷梁换柱成对人口数据没完没了的争论,最后让政策改革变得不了了之。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拖延之下,有多少活生生的生命被扼杀在母体中?有多少母亲再给孩子一个兄弟姐妹的梦想被毁灭,又有多少家庭被迫最终遭遇失独的天伦之灾?

 

东亚和伊朗曾经实施过的节育政策,但采用的都是非常柔性的措施,主要是政府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政府的预期目标一般是每家两个,对违反政策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比如,新加坡在1970-1988年阶段,对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取消产假、育儿津贴、延长组屋申请年限等。不过,即便只是实施了这些柔性的生育抑制,这些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也普遍快于没有实施这类政策的国家。

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4年,从1980年的一胎化迄今也持续了35年。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过的节生育政策,不仅力度要轻得多,时间也短不少。日本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孩子抚养补贴以抑制生育,到1974年发布《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的白皮书开始稳定人口规模,抑制政策持续25年;20年后的1994年通过“天使计划”开始鼓励生育。韩国1962年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来抑制生育,到1996年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抑制政策持续34年;9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台湾从1964年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到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抑制政策持续26年;15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

 

新加坡自1970年宣传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通过合法堕胎,自愿节育和一系列奖罚措施来抑制生育,到1988年开始鼓励生育,抑制政策持续18年。伊朗从1989年开始鼓励每家只生两个孩子,到2012年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转而斥巨资鼓励生育,抑制政策持续13年。特别是,新加坡和伊朗都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的同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奖励金额一般足以让新生儿父母维持足够体面的生活。产假和育儿假期通常长达一年半。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有些国家和地区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此外,各国和地区也特别注重确保义务教育,减轻家庭给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焦虑。

这些鼓励措施似乎在慢慢发挥作用,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实施的生育抑制政策更严厉,而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又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停止生育抑制时更严重。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维持民族正常繁衍所需要的生育状态。可以说,中国鼓励生育,将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大的困难。

 

不论是否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和宣传下的惯性。中国处于低生育水平已无悬念,即使立即完全放开,如果几年后不强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将不可避免,规模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其后果是经济长期停滞甚至萎缩,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

 

在如此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下,我国需要的立即取消生育限制并尽快鼓励生育。即便全面放开二孩,而不是完全取消生育限制,那所实施的也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像现在这样慢慢吞吞地来考虑所谓放开二孩的政策,将再一次错过应对严重人口危机的时机,进一步将造成难以弥补的历史代价。

 

推荐两本书: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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