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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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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携程旅行网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和旅游行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2007~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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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最值得期待的改革   

2015-01-04 19:51:00|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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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周天勇教授鼓励生育建议

 

梁建章、黄文政

 

2014年12月31日凤凰卫视报道,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呼吁, 2015年改革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停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并把计划生育改为鼓励生育。

 

周天勇教授的呼吁十分及时和必要。2015年中国最值得期待的改革就是生育政策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30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一系列改革之中,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房产政策改革、金融改革、司法改革、政治改革等等,都有很多风险和争议,唯独生育政策改革风险最小,影响最大,也最为迫切。理由如下:

 

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自然。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生育权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家庭。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滞后。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重要。虽然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但影响深远。一个文明或民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制度如何先进,如果其在繁衍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

 

中国面临难以逆转的极低生育率和人口坍塌。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到1.3,位于世界最低之列,完全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持续发展。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4%,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的叠加下,只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4%((1-0.44)*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极低生育率和人口坍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人口坍塌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伴随着人口坍塌的严重老龄化加大社会抚养负担,恶化财政状况,并大幅降低创新和创业活力。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的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期,经济新常态要求我国进一步改革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政府税收和财政、还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极其正面的:

 

一、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提振需求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鼓励生育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而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资本市场的收益取决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而鼓励生育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则是长期利好。

 

二、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鼓励生育所增加的孩子在短期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但长期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都大有好处。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出生的小孩生长在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将享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很大比例未来会上大学。经济越发达,越需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之后,整体上就业越来越充分。到2035年前后这些小孩踏上工作岗位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接近发达国家。届时,中国早已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成为中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经济体。现在每年多出生的几百万人正好可满足那时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

 

三、政府税收和财政。根据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人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的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现在鼓励生育,到时恰好每年可多出数百万工作人口,这些额外增加的税源将十分有利于缓解未来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在摆脱劳动密集型行业后,将由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主导,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科技人才。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如果立即鼓励生育,现在每年所新增的数百万小孩,将在20-30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反之,如果继续限制生育,任由新生人口数量不断萎缩,未来中国的企业里50-60岁的老员工数量将远大于20-30岁年轻员工。这很像现在的日本,其后果将是整个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大打折扣。

 

2013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意识到了要改革生育政策,但这次全会只是放开单独二孩,步子太慢太小。如今,全国各地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陆续实施,其中有些省份已经实施了将近一年时间。从各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绝大部分地区单独二孩申请数量都远远低于预期。从全国数据来看,2013年12月6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大概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而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在2014年4月17日表示,“单独二孩”政策新增人口约200万。但实际情况是每年审批人数都远不到200万,根据国家卫计委给出的最新数据,截至10月底,全国已批准80多万对单独夫妇的再生育申请。况且,实际出生人数又会比审批人数更少。

 

那么,明年单独二孩申请量会不会比今年更多呢?从单独二孩申请情况来看,整体趋势趋势是逐渐下降的。比如,北京自2013年2月21日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至7月底,平均每月申请量为3000多例,之后申请量则是逐月递减,8月为2976例,9月为2683例,10月为2334例,11月为1812例。从我们搜集的不同省市区自单独二孩实施以来不同时间点的110次报道的数据来看,这种申请量随时间总体递减的情况出现在几乎所有省市区。由此判断,所谓明年申请人数会反弹的说法可以排除。

 

新加坡的例子也可以作为参考: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 1988年从控制生育改为强力鼓励生育(Wong、Yeoh, 2003),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可见,反弹高度的总趋势是逐渐下降的。

 

现任中国人口学会长、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2014年3月在《人口研究》上发文说全面放开二孩后每年出生数会达到4995万,但2014年12月8日他则在《北京日报》发文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之后,出生人口数量峰值将不会超过2100万人,随后就会迅速回落。尽管翟振武教授两次估算对应时间区间不同,但对反弹人数估算的大幅削减也许反映了对之前过高估计的修正。我们认同翟振武教授修正后的估算。

 

单独二孩政策力度不够,那么,全面放开二胎是否足够呢?我们认为,全面放开二胎依然远远不够。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对夫妻需要生育至少2 .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繁衍。如果只是放开二胎,那么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二胎,生育率只达到2.0,低于更替水平。何况,并不是所有夫妇都愿意生二胎,而且,即使有些夫妇想生二胎,但患了不孕不育症(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12.5%)。

 

中国文化推崇中庸,在人口政策上,有些人会觉得一胎化太极端,同时又认为全面放开是另一个方向的极端,所以放开二胎自然成为比较稳妥的选择。但实际上,仅放开二胎并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支持,这种折中的结果无论是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看都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极端的限制政策。在低生育率状况下鼓励生育不是矫枉过正,而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做法。

 

除中国以外,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实施过人口控制政策,但范围和力度远远不如中国。更重要的是,很多国家在认识到低生育率危机之后,立即改弦更张。比如,新加坡于1987年,伊朗于2012年都是对人口政策做了180度的转弯,从柔性的限制政策,转变为强力鼓励生育政策。即使这样,逆转效果依然非常有限,新加坡的生育率在逆转之后经历了几年的反弹,之后一路走低,目前更是处于全球最低之列。中国限制生育的时间远比这些国家更长,更严厉,目前的生育率比这些国家逆转时更低,未来面临的危机也远为更大,所以中国其实是需要更大力度的逆转,也只有强力鼓励生育才有可能摆脱中国人口的严重低生育率危机。

 

鼓励生育会不会增加资源、粮食、环境压力呢?对此,我们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有过详细论述。值得强调的是,所谓鼓励生育不是强制生育,而是在税收、教育、就业、医疗等各个方面,通过降低普通家庭的养育负担,让他们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只有这样,家庭才会更加幸福、社会才会更有活力,而国家才有更光明的未来。

 

2014年12月19日—20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和海外的30多个研究机构的50多位人口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回顾了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人口学界以学术研究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努力和成效。通过对“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与会学者深入讨论了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形势,并呼吁进一步放开中国生育政策。

 

尽管由于研究方法不一,各位学者在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水平、全国独生子女准确数量、全面放开二孩后引起出生堆积的具体数量上尚有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已经形成以下共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生育率长期走低和老龄化加速的人口新常态,生育政策必须应时而动,做出迅速及符合实际的调整;生育政策调整宜早不宜迟,越迟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引起此前担忧的巨大出生堆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将会大大低于此前预期。不少学者认为生育率反弹不是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怕不反弹或者反弹太小,因为生育率反弹正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严重老龄化和急剧萎缩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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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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